《易•系辭》謂：“古者包犧（伏羲）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公司命名觀像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。”其後，殷、周兩代文獻，亦多有遷都營邑相地相宅的記載，可知相地術與天文學一樣，均起源於初民對大自然的觀測。西漢史學家班固由此認為，相地與相人、相牛馬、相刀劍器物，同屬於“形法”之學（《漢書•藝文志》）。
早期的相地術，以觀察地形為主，占蔔吉凶為輔，到了漢代，受當時盛行的陰陽五行學說影響，把興工動土的人事與天體運行相命名聯系，產生“黃道”、“太歲”、“月建”等宜忌，以及五音配五姓的圖宅術，地道（空間）的觀察與天道（時間）的占測並行不悖。同時，又認為陰宅位置關乎子孫後代的命運，《後漢書•袁安傳》所載袁安尋地葬父一事正反映了這種世俗觀念。這時期，出現了《宮宅地形》、《圖宅術》、《周公蔔宅經》、《堪輿金匱》等專著。魏、晉以後，相地術除承襲陰陽五行、天人感應諸法外，尤其講究審察山川形勢和墓穴、宮室的方位、向背及排列結構，其中突出的傾向是葬地選擇越來越受重視。托名郭璞的《葬書》，明確提出“乘生氣”之說，認為死者的骸骨可通過土中的“生氣”勃勃與在世的子孫產生感應，從而左右他們的命運。其說為後世的術家所尊奉，附會出極為復雜的理論體系，助長了厚葬的習俗。在唐代，相地術開始進入成熟期。著名術家呂才、李淳風、僧一行等編著了不少有影響的專著。
到了宋代，相地術發展為“宗廟”與“江西”兩在流派。宗廟派又名理氣派、屋改名宇派，專用羅盤二十四山辨空間方位的陰陽，又純取八卦五行，通過飛星的翻布定五行生克吉凶，它起源兆於秦、漢，至宋代王。始集其大成。其說重卦例推算而輕地形觀察，頗為玄虛附會，在相墓方面的流行遠不如江西派廣泛。江西派又名巒體派、巒頭派，術家相傳始於唐末楊筠松。據說楊厚在唐宮掌管靈台地理，於黃巢攻入長安時，乘亂挾宮中“玉函秘書”逃到江西贛州定居，遂開江西一派。其說重在地形觀測，根據山川的起止定方位坐向，又僅看龍、穴、砂、水的配合，稱為四大綱，其他的拘忌在所不論。該派名家除楊筠松本人外，還有他的弟子曾文辿及宋人廖瑀、吳景鸞、蔡元定等。他們的著作《撼龍經》、《疑龍經》、《葬法倒杖》、《青囊奧語》、《泄天機》、《發微論》等，千百年來，與《葬書》同為術家必讀之書。元、明以後，相墓理論愈趨繁復，著述比以上任何時期都多，但大都不出“江西派”諸家樊籬。陽宅占相則江西、宗廟兩派並舉。具體而言，陽基（城邑、住宅基地）選址偏重江西之法，其中不乏合理因素；宅內形（住宅的形體與嬰兒命名結構布局）則純取宗廟之法的理論體系，三元起運、穿宮九星、變爻大游年、玄空裝卦等操作手段被最廣泛地投入應用，在風水羅盤上作趨吉避凶選擇，成為相宅的核心內容，這種情形，一直延續到近代。
宋趙彥衛《雲麓漫鈔》卷四：“自黃帝令大撓（傳說為黃帝史官）定甲子以支干相配而分五行，今地理家則有大五行之說，如壬屬水，地理家曰屬水之類。”道教亦頗重視地理之術。《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錄•凡例》：“地理，本靜也。古人制作，每於靜中求動，故多用變。”張三豐更認為新生兒命名地理是與天人之理相應的，地有上、中、下三等，應與不同類型的人相配合。《藏外道書》第五冊《三豐先生全書》：“地居三才之中，言地理而天人之理即相應焉。人欲相地，天亦相人；人欲擇地，地亦擇人。”又雲：“今天地有三等，而得地者亦分三層。上等之地，上應星像，下呈輿圖，天地生成，卦行安定，全是天工，而人工不與焉。此等惟聖賢豪傑，人有德行陰功之士乃能得之。中等之地，亦系生成景像，然有變化於其間。八卦相蕩，五行相推，一團真氣，隱隱隆隆。此等惟老成忠厚、小有德行陰功之士乃能得之。下等之地，一山一水，隨地鋪陳，十裡一見，百裡再見，無處非有，無處不可求。然亦要知龍之來歷，山之向背，土之顏色，妙於裁取，巧於安排，以山川合羅盤，不可以羅盤合山川。地人相行，始得其乎。此等凡老成忠厚、無怨無惡者即可得之。此三等之大意也，而其下者不足議矣，並無吉地以處不善之人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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