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易•系辭》謂:“古者包犧(伏羲)氏之王天下也,仰則公司命名觀像於天,俯則觀法於地,觀鳥獸之文,與地之宜。”其後,殷、周兩代文獻,亦多有遷都營邑相地相宅的記載,可知相地術與天文學一樣,均起源於初民對大自然的觀測。西漢史學家班固由此認為,相地與相人、相牛馬、相刀劍器物,同屬於“形法”之學(《漢書•藝文志》)。

早期的相地術,以觀察地形為主,占蔔吉凶為輔,到了漢代,受當時盛行的陰陽五行學說影響,把興工動土的人事與天體運行相命名聯系,產生“黃道”、“太歲”、“月建”等宜忌,以及五音配五姓的圖宅術,地道(空間)的觀察與天道(時間)的占測並行不悖。同時,又認為陰宅位置關乎子孫後代的命運,《後漢書•袁安傳》所載袁安尋地葬父一事正反映了這種世俗觀念。這時期,出現了《宮宅地形》、《圖宅術》、《周公蔔宅經》、《堪輿金匱》等專著。魏、晉以後,相地術除承襲陰陽五行、天人感應諸法外,尤其講究審察山川形勢和墓穴、宮室的方位、向背及排列結構,其中突出的傾向是葬地選擇越來越受重視。托名郭璞的《葬書》,明確提出“乘生氣”之說,認為死者的骸骨可通過土中的“生氣”勃勃與在世的子孫產生感應,從而左右他們的命運。其說為後世的術家所尊奉,附會出極為復雜的理論體系,助長了厚葬的習俗。在唐代,相地術開始進入成熟期。著名術家呂才、李淳風、僧一行等編著了不少有影響的專著。

到了宋代,相地術發展為“宗廟”與“江西”兩在流派。宗廟派又名理氣派、屋改名宇派,專用羅盤二十四山辨空間方位的陰陽,又純取八卦五行,通過飛星的翻布定五行生克吉凶,它起源兆於秦、漢,至宋代王。始集其大成。其說重卦例推算而輕地形觀察,頗為玄虛附會,在相墓方面的流行遠不如江西派廣泛。江西派又名巒體派、巒頭派,術家相傳始於唐末楊筠松。據說楊厚在唐宮掌管靈台地理,於黃巢攻入長安時,乘亂挾宮中“玉函秘書”逃到江西贛州定居,遂開江西一派。其說重在地形觀測,根據山川的起止定方位坐向,又僅看龍、穴、砂、水的配合,稱為四大綱,其他的拘忌在所不論。該派名家除楊筠松本人外,還有他的弟子曾文辿及宋人廖瑀、吳景鸞、蔡元定等。他們的著作《撼龍經》、《疑龍經》、《葬法倒杖》、《青囊奧語》、《泄天機》、《發微論》等,千百年來,與《葬書》同為術家必讀之書。元、明以後,相墓理論愈趨繁復,著述比以上任何時期都多,但大都不出“江西派”諸家樊籬。陽宅占相則江西、宗廟兩派並舉。具體而言,陽基(城邑、住宅基地)選址偏重江西之法,其中不乏合理因素;宅內形(住宅的形體與嬰兒命名結構布局)則純取宗廟之法的理論體系,三元起運、穿宮九星、變爻大游年、玄空裝卦等操作手段被最廣泛地投入應用,在風水羅盤上作趨吉避凶選擇,成為相宅的核心內容,這種情形,一直延續到近代。

宋趙彥衛《雲麓漫鈔》卷四:“自黃帝令大撓(傳說為黃帝史官)定甲子以支干相配而分五行,今地理家則有大五行之說,如壬屬水,地理家曰屬水之類。”道教亦頗重視地理之術。《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錄•凡例》:“地理,本靜也。古人制作,每於靜中求動,故多用變。”張三豐更認為新生兒命名地理是與天人之理相應的,地有上、中、下三等,應與不同類型的人相配合。《藏外道書》第五冊《三豐先生全書》:“地居三才之中,言地理而天人之理即相應焉。人欲相地,天亦相人;人欲擇地,地亦擇人。”又雲:“今天地有三等,而得地者亦分三層。上等之地,上應星像,下呈輿圖,天地生成,卦行安定,全是天工,而人工不與焉。此等惟聖賢豪傑,人有德行陰功之士乃能得之。中等之地,亦系生成景像,然有變化於其間。八卦相蕩,五行相推,一團真氣,隱隱隆隆。此等惟老成忠厚、小有德行陰功之士乃能得之。下等之地,一山一水,隨地鋪陳,十裡一見,百裡再見,無處非有,無處不可求。然亦要知龍之來歷,山之向背,土之顏色,妙於裁取,巧於安排,以山川合羅盤,不可以羅盤合山川。地人相行,始得其乎。此等凡老成忠厚、無怨無惡者即可得之。此三等之大意也,而其下者不足議矣,並無吉地以處不善之人也。”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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